李涛，“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高级社会工作师，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他于1996年担任媒体记者时参与社会公益，2003年发起成立国内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协作者”，致力于赋权流动人口，发展本土社会工作，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和学界的跨界合作。

12月14日，周三，协作者学堂开课。这一天，包括我在内的北京协作者团队80% 的同事先后被新冠病毒感染。因此，我在学堂经验学习环节布置了这个分享主题，希望了解病毒对大家的影响，看见彼此间的支持，以及身为社会工作者的思考。之后，我又将其作为课后作业，让大家把分享的内容记录下来。

事实上，劫后反思之类的文章是我最不喜欢写的两类文章之一。就像灾害管理，尽管我早在1998年开始关于灾害管理的实践，并带领协作者开展了多个灾害救援行动，但灾害管理却是我最不希望做的项目之一。原因很简单，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希望以下这些“经验”永远用不上。

我们家是机构最早被感染的，而我是家里最后一个被感染的人。这在我的预案内：一旦家庭成员出现感染，要尽量避免同时倒下，确保有余力照顾好大家。但我从未设想过在居家情况下，家庭中有一名成员感染，其他成员能够幸免于难，尽管网上有这样的个案，但结合我家有限的条件，要让这样的奇迹发生，需要付出极大的物力和心力，而且很容易因为过度防疫造成的系列次生“灾害”，比如有人将手洗的脱皮发炎；有家庭成员咫尺间不相往来以至于心如死灰；有家庭在狭小密闭空间消毒过度差点中毒；各种疑神疑鬼，导致的身心交瘁症状。与其这样，不如接受现实。

12月8日10:00，当儿子的抗原检测卡瞬间出现深色的T线时，我就明白了上述道理。

当时，我像被一阳指点了穴位一样定在原地，半天没动。而咫尺间则是和我头挨头一起观望检测结果的儿子，不同的是，那张高烧下的小脸瞬间春意盎然——这小子无比开心，因为他终于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接下来，我如同日常服务中陷入危机状态的案主一样，身心出现了教科书般的标准反应：

1、否认。我认为检测卡出问题了，不准确。

2、愤怒。当第二张检测卡依然是两道杠的时候，我开始愤怒：为什么是儿子而不是我；三年的苦苦支撑好不容易熬到了曙光在前，怎么就这么不小心……

3、绝望。儿子没有打疫苗，万一向重症发展怎么办？会不会有后遗症，万一有呢？老婆曾经得过脑膜炎，经常头疼，会不会加重……

我就这样面对着检测卡足足呆了两分钟。这两分钟如同一万年那么长，脑海中飘过了十万个为什么。

我把所有能够想到的问题都在瞬间做了一遍梳理。适度的沮丧和紧张促使我的内分泌系统迅速调动全身的能量启动防御机制，而多年培养的职业习惯让我快速对危险性做出各类判断后，最终将注意力集中在怎么办上。

我知道，在两道杠出现之前，病毒已经存在了，全家感染已是不可避免，接下来正确的做法就是三件事：怎么尽可能延迟我和老婆的发病时间，确保不同时倒下；怎么不让病症恶化；怎么保障家庭生活和工作最大地正常化。

新冠病毒并没有特效药，这句话直白地说就是：没有药物能够治疗新冠。同时，实践证明，奥密克戎致病性很低，因此，正确的做法显然是尽可能不吃药，或少吃药。

儿子没有打疫苗，迅速高烧到39度多，符合不打疫苗的发病症状。此时，最重要的是物理降温。我从冰箱里找出一个冰袋，用毛巾包上放在儿子颈部，之后让他按最小剂量口服连花清瘟，卧床休息。此间，儿子努力睁开被烧红的眼睛，用虚弱的声音问了我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爸爸，我可以玩游戏吗？”。

我说，可以，等退烧后。

这在危机干预中叫“输入希望”，对于这小子来说是激发免疫力的最好药物。

为防止万一，我找了瓶矿泉水放在室外自然降温，以备用。

第二天一早，儿子体温降了下来。下午，他开始自己主动听老师发来的课程回放，自觉地补做了所有作业。看着儿子专注的眼神，我很欣慰。我知道这小子在完成义务后，将誓死捍卫其每周一次15分钟的游戏权利。

第三天，儿子完全恢复正常，停服任何药物。

按照“计划”，老婆在这一天倒下。作为贤妻良母，她找出3年前买的已经过期的连花清瘟开始口服，以将有限的药物保障供应我和儿子。儿子结合学习的垃圾分类知识，告诉有硕士学位的妈妈，过期药物属于有害垃圾。于是，老婆不再坚持服用。

事实证明，一个形象的比喻胜过千万句说教。

老婆在第二天开始退烧，虽然依然乏力，但意味着脱离了凶险。

一切都在“计划”中，我在老婆退烧当晚感到喉咙不适，找出一包感冒冲剂喝了。很久没有做梦的我，当晚梦到多年未见的老友从海外归来看我，我俩从友谊到社会工作到人生哲学，聊了个昏天黑地，口干舌燥。第二天早上，已经多年习惯于每天睡眠5个小时自然醒的我，居然睡了7个多小时才醒过来。

醒后，我感觉喉咙疼，明显发烧，全身乏力。我泡制了盐水，冲洗口鼻，之后强迫自己喝了一碗麦片，找出蒲地蓝消炎片吃了。我之所以选择蒲地蓝，不是因为新冠，而是我感冒通常都会引起咽炎，此时控制咽炎对我来说，比控制新冠更靠谱。

我没有量体温，也没有测抗原。这些做法除了浪费资源，都已无意义。

这个时候，我必须像社会工作者信任社区一样，信任和依靠我的免疫力。作为身体内生的机能，避免外部对其干扰，是主人对忠诚的免疫系统的最大尊重。

在躺下之前，我分别给几位同事在钉钉上交代了工作，其中告诉负责今晚讲座直播的同事做好第二套方案的准备，即一旦我失声，则完全由同事独自主持。再之后，我怀抱着继续与老友畅谈的期盼再次倒头大睡。

期间醒了两次，继续服蒲地蓝消炎片，继续昏睡。

唯一的遗憾是，梦中老友再未重逢。

下午5点多，感觉身上轻松了很多，快速起身洗漱，喝一碗麦片，开电脑，查阅回复各类文件，告诉同事，今晚我会准时进入直播间。

这次直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主讲人是协作者医学顾问、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林明贵，而本次讲座是协作者学堂应对本次疫情紧急策划的一期公开课，是协作者系列防疫举措之一。

于是，出现了前文所说的这堂公开课。没想到的是，在开课前，我和林明贵主任都被感染了新冠。但我们都没有放弃，而是抱持着革命主义的浪漫情怀，以“更有发言权”而自得。

12月11日20:00，两个新冠病毒感染者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面向社会开展以“面对病毒，我们该何去何从”为主题的讲座。当晚，我在开场白中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认识林主任20多年了，于生活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给我很多的帮助；于事业上，林主任是我们协作者的医学健康专家、老师，这不是客套，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林明贵主任当时在小汤山非典医院，深夜通过电话指导协作者启动抗击非典紧急救援，2020年1月22日，面对新冠疫情，林明贵主任再次临危受命担任了协作者抗疫救援行动医学顾问，义务地指导我们抗疫救援，答复服务对象的咨询。因此，我今天之所以在课程开始前要讲这么一段，就是代表协作者向林明贵主任致谢。我上周四和林主任沟通讲座的想法，征求林主任时间，林主任说明天就搞，后来我说我们还得预热一下。我知道林主任今天是带病开展这个培训的。医学和社会工作是最相近的服务人类的公益事业，在这里我以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开头，向林主任致敬，也以此向这些年来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我正式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

人之所以需要社区，是基于弥补单位制度的失灵，以抗衡市场化契约化下的人情疏离，构建自然内生的生活共同体关系。因此，社区有其独立的性格，失去了这个性格，社区也就失去了合理性。

我是作为租户居住在目前这个社区的，四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这个社区的过客，会随时搬离。因此我对这个社区连基本的住宅认同也没有，遑论心理认同。

非常幸运的是过去三年来，这个社区从未因为疫情而被封控过。

改变发生在11月20日，两栋楼发现阳性确诊患者。按照防疫规定，整个小区只进不出，为期5天。

5天后，原本以为可以解封的居民发现小区依然没有解封，各种小道消息在楼群里传播，有人说又发现了新的确诊病人，有人说是为了防止反弹延长隔离期……

上午9点左右，小区门口开始有居民聚集。我赶过去时，已经堵了一长溜汽车。排在最前面的业主正在和一群腰圆膀粗的黑衣人争吵，门口停着警灯闪烁的警车。最终，业主选派代表前往居委会谈判。6个小时后，群里传来消息，小区解封。

隔天傍晚，老婆和儿子出去散步时，发现一只老狗被车撞了，半个身子贴在地上，嘴里冒着血泡，不断哀嚎。老狗是隔壁单元邻居家的，大家基本都认识它，像流浪狗一样整天在单元门口游荡。老婆和儿子去敲开了那户邻居的门。

半夜，业主群里出现一条消息：“谁家的黑色宝马车把我家旺财压了？TMD不打招呼就跑了。”

很快，群里有人回复：“你家狗栓绳了吗？狗不是我撞的，但我就是看不惯你家的做法。”

“是旺财吗？可惜了，多听话的狗啊！”

“自己看不好别冤别人。”

“谁家整天装修，装了三年还没完了？”

“有人在三单元看到一只棕色兔子吗？”

……

  又过几天，小区所有的防控措施放开，周围的核酸检测点大都撤走。

“居委会有人在吗？我到哪里去领抗原盒？”

“别找居委会了，全都阳性了。”

“物业干什么吃的？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找不着！”

……

又过几天，没有任何通知，小区突然变得比封控时还冷清。

 “谁家有体温计?我买的还在路上。”

“我家有，给你挂在楼道自行车把上了。”

……

  “哪里还能买到布洛芬？我发烧了。”

  “我家有，放在门口，你自己取吧。”

 ……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楼群中，出现在协作者的救助群里，出现在社会工作者、困境家庭和志愿者之间，出现在2022年冬季疫情高峰下的中国。

无人设计和安排，就像量子纠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