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发布会部分与会嘉宾

在主旨发言中，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一级巡视员宋文珍围绕“疫情下的儿童保护”进行致辞，她结合“十四五规划”“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从政策和服务结合的角度，结合发布的《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中关于农民工家庭儿童视角不足的问题呈现，以疫情下困境儿童关爱的角度，分享了儿童福利与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应该如何建立，如何做好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相关权益维护等内容。宋文珍指出：“我们要以儿童为本，要在尊重儿童的权利视角下，去标签化，保护儿童，做好服务提供，同时注重儿童参与，这三个是并重的，保护是我们的目的，服务是保护的基础。”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在疫情常态化的影响下，原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巡视员任铁民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和疫情常态化，分享了如何防止农民工“返贫”。任铁民分享到：“针对贫困家庭在疫情下遇到的四大问题：贫困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贫困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受损、驻村帮扶的工作受限、扶贫龙头企业、扶贫项目、扶贫车间开工复产推迟。同时采取四大举措，强化监测帮扶，应扶尽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强化挂牌督战，突出重点，对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多、脱贫难度大的1113个贫困村挂牌督战，督促7省（区）落实好实施方案，督促县、村落实好作战方案。强化就业扶贫，三管齐下，一个是外出务工，一个是公益岗位，一个是就地就业。强化消费扶贫，解决卖难问题。最后是财政金融保障。”

原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巡视员 任铁民

 跨越17年，农民工家庭面对灾害依然脆弱 

发布会上，北京协作者李涛主任代表协作者课题组发布《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并介绍疫情期间协作者在开展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的详细情况。

成立于2003年的北京协作者是当年第一个针对非典疫情开展农民工救援的社会组织，并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开展了农民工应对金融危机干预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农民工灾害管理工作。针对本次疫情，2020年1月22日，协作者紧急启动“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依据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依托分布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络，从需求监测、信息救援、物资救援、生计救援、能力建设和政策倡导等多个角度，为困境农民工家庭提供救援服务。

协作者李涛主任介绍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路线图

截至2020年7月31日，协作者“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服务了76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1705名成人，5007名儿童以及11所打工子弟学校提供了救援服务，包括中国国际电视台、财新杂志、南方日报以及南华早报等海内外42家媒体报道了救援行动。协作者还应邀在民政部和国家卫健委组织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救援经验，将救援行动中的研究发现、服务经验和政策建议传递给政府和社会，使救援行动成为丰富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的实践样本。该项目案例入围2020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100强。

协作者在救援过程中对脆弱性较高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了动态需求监测评估，并对311个农民工家庭开展了问卷调查，围绕农民工家庭的基本情况、健康情况、社会保障、疫情信息获知情况、疫情信息识别能力、疫情心理影响、疫情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幸福感、疫情后规划等十个方面进行调查，最终形成了《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群体的构成正在由单身外出务工向家庭式迁移转变，农民工家庭相对于单身打工者在城市就业与居住更加稳定，但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特别是因为家庭成员患有疾病、工伤职业病、丧失劳动能力、单亲等原因而深陷困境的农民工家庭，其主要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短工、建筑、拾荒和小本生意等非正规就业，缺乏社会保障，同时还承担着养育子女和家庭的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此次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处境无疑是雪上加霜。报告显示，68.17% 的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于4000元，其中困境家农民工庭（81.12%）收入明显低于普通农民工家庭（57.14%）， 49.20% 的农民工家庭存款不足以维持2个月以上的家庭生活；同时有71.38% 的农民工工家庭不了解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

报告指出，协作者通过本次救援行动发现：农民工家庭应对灾难的脆弱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物质方面的脆弱性，表现为收入低、家庭无存款、健康状况差、缺乏基本防护物资等；第二个是组织方面的脆弱性，表现为缺少来自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和帮助；第三个是态度方面的脆弱性，表现为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恐惧和消极，缺少儿童视角，以及灾害管理和生涯规划意识薄弱等。这些脆弱性实际上是该群体的组织、健康、劳动等权益长期缺失，在灾难时刻的集中体现。

而在此次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对农民工家庭的返乡返城、生活、生计、子女教育、情绪心理和未来生计及计划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疫情爆发于春节，处于农民工返乡的大潮，57.56% 的农民工家庭比预期延迟了返城打工，其中对比新冠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危机性质差异导致返城意愿更低，长期艰苦的打工环境导致外出务工信念下降，一方面是农民工家庭觉得对比起在老家的生活，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太苦了，另一方面是失去了一些在城市通过打工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勇气。而对很多离乡背井多年的农民工家庭而言，老家已经没有地可种，没有房子，没有维持生计的出路，也失去了社会关系，留在城市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家庭子女教育是影响未来选择的关键因素。

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虽然农民工家庭基本实现复工，但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整体经济形势对家庭生计的影响仍在持续，制造业工厂工作量减少，非正规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家庭收入减少。那么，在整体市场经济下滑，农民工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更加捉襟见肘，他们对幸福感又如何理解？

报告显示，68.17%的农民工家庭表示受疫情影响明显，尤其是收入降低，生活会受到影响，困境农民工家庭较普通家庭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低，对未来生活幸福指数期望不高，也更缺少改善的信心和规划。31.46%的困境家庭认为现在比5年前生活更差。但他们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在对5年后的幸福感预判上，59.43%的困境家庭认为5年后会比现在强。报告显示，农民工家庭对于未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72.67%），健康保障（44.69%），工作（33.44%）和住房（18.65%）。同时经过本次疫情的影响，农民工家庭希望未来在三个方面积极改善，一是希望找到更稳定工作，更好地来支持家庭；二是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子女教育，希望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三是更加注重个人卫生、家庭健康。

农民工家庭代表红琴就是这些百分数中的一个。红琴在2002年左右，因结婚负债从河南来到北京，丈夫打工还债，红琴因为身体不好，在家带孩子。还债的日子，一家人的伙食常常是馒头白菜。但生活状况并没有因为债务减轻而变好。很快红琴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低烧、腹积水、肝部疼痛……早年间红琴曾经去过医院，但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只记住了有医院告诉她“这个病一万元也治不了”。后来，丈夫查出了糖尿病，这可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这对疾病缠身的夫妇常常只能喝廉价的中药水维持身体。从疫情开始，靠拉板车赚取家用的丈夫无法继续工作。发布会现场，红琴作为农民工代表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讲述疫情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以及她的应对方式。她说：“经过这半年的疫情影响 ，我的病耽误的严重了，可能要吃上很长一段时间的药，但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的。经过了这场疫情冲击，我真心希望政府和社会多多关注我们这样的农民工家庭，就像刚开始抗击疫情一样，十天建起火神山的神速，让我们这些有大病、慢性病的人，也能吃得起药，看得起病，让这些家庭的孩子有学上、生活有保障。”

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李涛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我们在该群体身上的任何服务创新和治理突破，都将惠及每个人。在农民工家庭脆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

北京协作者李涛介绍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工作

报告从制度建设、服务提升以及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就建立农民工灾害管理与社会救助长效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呼吁农民工政策与服务创新应树立“家庭视角”“儿童视角”“第三部门视角”“政社合作视角”和“三社联动视角”等，以降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多方联动，共同探讨农民工服务长效机制建设 

报告发布的同时，主办方举办了“灾害管理视角下的农民工长期服务机制建设发展论坛”，来自政府、社会组织、学界和企业等多方代表出席了论坛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院、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杨团老师主持了“灾害管理视角下的农民工长效服务机制建设发展论坛”。

来自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一级巡视员赵长保针对疫情中暴露的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尤其是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的情况，分享了关于农民工服务长效机制建设的几点意见：“破解农民工脆弱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政策体制的完善，这包含服务体系、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城乡融合体系机制等不同方面的完善，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所以农民工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作为切入点，核心还是就业，再统筹做好其他相关工作。一、需要持续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支持企业灵活薪酬，灵活共享，稳定岗位，扩大就业。二、不能忽视农村，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包括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比如设立农村公益岗位，农产品加工，农村特色产业等，带动农民增收。三、统筹城乡，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的衔接，开展就业服务，定向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储备员工，促进农村纳入到城镇就业的保障体系，确保农村就业人员能享受城镇的就业津贴与援助。四、赋予农民就业与创业的机会，开放非正规就业的渠道，比如地摊经济，我们应该更开放，让更多农民工有更多可以选择的机会，他们也会安排好自己的工作。”

经过本次疫情，政府下一步对社会工作参与灾害管理有何设想？如何引导和支持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更好地参与到农民工家庭、困境儿童等困境人群的服务？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主任科员张静也做出了分享：“一是积极推动将社会工作纳入《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定位，畅通社会工作者参与渠道，使突发事件应对向心理援助、社会秩序重建、社会功能恢复等社会工作服务扩充；二是将加强与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加强政策引领，将专业社会工作深度融入防灾减灾救灾、卫生健康等业务，合力推进灾害和突发事件应对领域社会工作发展。三是推动发展壮大灾害与突发事件应对领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职能部门，民政部下一步将加大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力度，对相关人员开展灾害救助及社会工作知识能力培训，不断壮大灾害与突发事件应对领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规模。

建立救灾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队或专家库，加强培训演练、提升服务能力、做好人才储备，确保关键时期能够派得出、用得上。四是继续实施好‘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支援计划’，做好示范，支持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地区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服务；五是推动研究制定《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社会工作服务规程》，进一步提高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科学性规范性。”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主任科员 张静

疫情期间乐高集团买球app哪个最好用 采取”乐高玩乐体验”+社会工作”的服务策略，开展针对困境流动儿童的玩乐增权赋能服务，改善疫情中儿童生活状况，推动社会关注流动困境儿童。会议现场，乐高集团也以“玩乐+赋能+救助：多元介入促进困境儿童成长和发展”为主题进行分享。

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也分享了“灾害管理视角下社会组织对新时代农民工发展工作的反思”，提出社会组织应该对服务人群与国家政策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同时将倡导与服务结合，促进农民工救助的发展。

大会最后，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协作者理事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进行总结致辞，他说：“政策保障体系是有的，但都分布在不同的部门，怎么整合在一起，共同协作是一个困难，也是新的挑战。而回到我们服务的服务对象，无论是留守家庭、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家庭，我们表示一种敬意和支持，尽量去给他们一点，那怕做一点能让他们真正感到好处的一点事情。我相信我们的协作者和其他的社会工作组织和社会组织一样，能一如既往的去不辜负大家的希望，做好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工作研究和政策倡导来回报各个方面对我们的关怀。”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协作者理事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思斌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观看发布会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