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的，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年会，也顺便认识一下以后的同事。”杨玳瑁老师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

我歪头想了一下，便答应了。“好的，我会过去的。”

那是2019年1月的冬天，彼时人们不用戴口罩就可以坐火车，到另一个城市旅行也不需要核酸证明。我打包好行李，订酒店，订车票，在一个没有风的夜晚来到了鼓楼大街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坐在床上。“这是我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我对自己说道。我打开行李箱，把明天要穿的蓝色衬衣展平，挂好。我想到了明天要见到的同事，应该说是我在北京协作者未来的同事。

记得在面试的时候，北京协作者的刘倩老师和杨玳瑁老师问我：“你当时为什么想做社会工作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份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社会工作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 

我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变故让我觉得受到了感召，也从不觉得自己从事的行业是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我只是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的”，必须有人在“错误”发生的时候能够站出来说，“嘿，这样是不对的”，必须有人在社会不公的时候和“弱者”一起发声。 

当我谈论自己的工作时，人们经常对我说不要以卵击石，不要做傻子。

在北京协作者工作的一年半中，我认为这里和我一样“傻”的人有很多。在刚刚入职的几个月中，我对同事们对工作细节要求的精细程度感到惊异。“活动方案里每一项内容都要有风险预案，如果没有风险预案，你怎么把控整体流程？”、“活动中每一个环节都要和活动目标有关，而且要加上每个环节的大致时间”、“为什么这个服务对象的档案前后描述不一致？这样的档案我们怎么做完整的需求评估？”“维护办公室的环境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如果连办公室都不干净，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怎么给服务对象做榜样……”

不知不觉中，这样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也感染到了我。每天清晨打扫童缘变得不再乏味无趣，而是对今天工作的调整；每次服务对象的沟通中，我会更加关注孩子或者家长的语气以及神情，倾听并了解ta们的需求；每次在撰写方案的时候，越精细的方案书越能够帮助我顺利开展活动。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在协作者的团队中，“傻”意味着对每一个服务对象的负责和承诺。

还记得一名实习生在接手困境家庭的访谈工作后，因为种种原因感受到巨大的挫败感。“我们这样做是否会有回报？”她问我，“如果用是否有回报的心情来做社会工作，就太功利了。”我回答道。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因为时间短，或者与服务对象接触少等原因，在短期内，服务对儿童和家庭的影响有限。如果急功近利，仅仅几次访谈或者活动，很难看到服务对象的改变。

 但，当改变发生时，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小雯是四季青童缘服务过的一名儿童。沉默不语、脾气倔强是我对她最初的印象。在和其他儿童玩耍中，不开心的事情，她不会跟别人讲，而是自己放下玩具，偷偷跑到无人的角落里和自己玩。在今年的疫情中，我有幸作为小雯家的主要跟进社会工作者，来协助陪伴天使志愿者，陪伴被疫情“锁”在家中的小雯。经过长期的陪伴，我看到改变的萌芽出现在这个一生气就拉长脸的女孩身上。“我能够”、“我可以”、“我知道”这样自信的表达对她来说越来越容易，满脸的笑容让人不敢相信她以前沉闷的模样。

小偌是2020年返乡儿童之一，临走前，她和弟弟妹妹来到童缘，跟社会工作者哥哥姐姐道别。当问到回家以后的打算，她说：“我以后想考大学！”说完这句话，她不好意思地把头藏在四季青童缘绿色的纱帘后面。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Ta们像北京冬天里的星星一样，如果你只顾赶路，低头玩手机，是看不到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华南海鲜市场、病毒、大规模感染、捐赠囤积、吹哨人、野猪、呼吸机、口罩、消毒液、健康码、封路封村，大量陌生词汇从手机屏幕里冲击着我们的视觉神经，明确的和隐晦的信息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淹没每一个个体。

于是我们建工作组、开展救援服务、发问卷调查、打电话访谈、进入社区发放物资、了解孩子们的需求、陪伴无人陪伴的儿童、解答疫情问题、和家长一起找网课资源、一起玩乐高积木、用手机记录疫情中的生活、用行动把每一个人和身边的故事连接起来……从“我不敢出门，怕感染”、“见不到我的朋友，我很孤独”到“我喜欢把我的想法跟别人分享”、“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克服困难”，看到我们服务的孩子们发来的视频中Ta们的变化，总能让我感受到一丝温暖。

在2019年1月的那个冬天里，我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那个没有风的夜晚，我很幸运我是那些抬头看天傻乐的人之一。